logo.png

梁启超与中国公学(1)

原文载于《淞中教育》2013年第2期

 

梁 启 超 与 中 国 公 学(1)

 

马 德 清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但他与中国公学也有些关联:担任中国公学董事长,与校长张东荪的交往,协同参与社会主义新思潮的论战,到学校演讲,以学校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等等。

1.梁启超生平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1884年,十二岁应广州童子试,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没中。

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又没中。之后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梁启超为中国公学董事长,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由于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并未涉足中国公学的具体事务。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0年3月,到中国公学演讲,10月,以中国公学名义邀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计148卷,1000余万字。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2.梁启超与中国公学

2.1 担任中国公学董事长

辛亥革命后,中国公学逐步得到发展,但仍然是举步维艰。1915年梁启超曾挂名为董事长,但正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并未涉足中国公学的事务。

1918年12月26日,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曾在上海和张东荪、黄溯初作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曾在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前来讲学,结识了张东荪。

梁启超1920年春从欧洲返回中国,“吾归后极安适,惟客不断”。他所策划和组织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湖南省宪运动、成立共学社、讲学社等。1920年3月,来到中国公学演讲,承办中国公学也是他投入比较多精力的一件重要事情。

1920年,梁启超决定让张东荪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到1922年春交给张君劢。1924年张东荪再次到中国公学出任校长,主持大学部。

当梁启超决定投入承办中国公学后,除了募集资金,更开始推出以中国公学名义的活动扩大影响,比如以中国公学名义参与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活动。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国公学寻访、招募优秀教师和管理人员,梁启超这一工作是与他正在推动着的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湖南省宪运动、成立共学社、讲学社乃至国民外交活动等杂糅在一起进行的,联络的人十分广泛,涉及政、学、商、新闻诸领域的名望人士,与商讨承办中国公学较多关联的至少就有王敬芳、胡汝麟(石青)、林振宗(中国最早投资石油工程的缅甸华商)、张东荪、范濂源、芮恩施(美国人,原驻华公使,政治学教授,正旅居上海)、蒋方震、范季美(银行家,上海证劵业重要人物)、舒新城、张君劢、赵宗孟(字纯夫,商人,以书法名世)、汪大燮(伯唐)、熊希龄、刘道铿(字放园,时为北京《晨报》经理)、周南陔(曾任吴淞炮台指挥官等职务)、徐志摩、张伯苓、林宰平等。关于梁启超本人应在中国公学担任什么公开角色,与梁启超进行商讨的两个最核心人物蒋方震和张东荪有着不同意见,蒋方震主张以梁启超为明确的讲学灵魂,张东荪认为推出团队更恰当,但两个人在梁启超作为幕后领袖和不担任管理职务问题上,则是一致的,都希望尽量让梁启超多出精力于学术方面。梁启超、蒋方震、张东荪最终确定,由张东荪实际出面负责中国公学,并请舒新城(负责附属中学事务)、周南陔协助(请周的用意应是他在吴淞及上海当地具有深厚社会背景)。

虽然外部活动比较顺利,但中国公学内部则连续发生两次学潮,导致教师队伍出现重大波动,因此,就急需要吸收新的教师乃至办事员,也即补充人才。梁启超向来对湖南非常重视,并与湖南有着不解之缘,加以当时正积极推动湖南省宪运动,他的视线十分关注于湖南。舒新城是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舒新城进入中国公学并被梁启超重视,不是他属于了梁启超会注意的层次,而是因为张东荪向梁启超的引荐。

既然中国公学由张东荪出面负责,舒新城又是张东荪看中的人才,去做张东荪的助手负责中国公学中学部,且又是梁启超向来十分偏爱的湖南人,梁启超当然赞同和接受舒新城这个尚无名声和成就的青年了。

2.2 以中国公学名义邀请罗素等访华

梁启超组建的共学社还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罗素、泰戈尔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邀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因故未成。

罗素首次访华,由梁启超邀请并筹措经费,并以中国公学名义发出的邀请。

1920年10月8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2-1970)携情侣海黛娜乘轮抵沪,首次访华。比罗素再早几个星期,美国哲学家杜威也踏上中国土地。历史证明,这两位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到访,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往近里说,直接搅动了中国思想界的西方化,推助1924-1927年大革命浪潮的形成;往远里说,将西方现代哲学深深播入中国思想界,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新的人文资源,从此中国思想界有了完全异质的参照坐标。

  罗素访华乃是梁启超发出的邀请并安排其日程。最最重要的是:梁启超筹措有关费用。梁启超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发起讲学会,筹集资金,请来罗素。担任翻译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留美生),为罗素翻译讲义的是新潮社员孙伏园(留日生)。

  罗素抵沪次日,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申报、基督教救国会等团体在大东旅社举行欢迎晚会,百余人出席。罗素发表热情演讲,先说了一些访华初感,接着希望中国能够开创出一条新路,不要不分好坏抄袭别国,并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贾主义。谈到中国社会改造时,罗素认为教育第一。赵元任翻译。离沪后,罗素去了长沙,再赴北京。

促成罗素访华还应提到一个人,张申府。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安排罗素访华的具体事宜,但他确实通过自己的数年译介制造了适宜罗素访华的社会氛围,使国人对这位哲学家产生兴趣与仰慕。1919-1920年,在不足14个月里,张申府翻译、注释和撰写了十篇罗素论文,向中国知识界较充分地介绍了罗素。罗素访华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张申府的竭力推介功不可没。在欢迎罗素抵达上海港口的码头上,张申府也是在场欢迎者之一,且专程九月中旬就从京至沪迎候。张申府一生漫长(1893-1986),都是罗素的崇拜者,并自认为是寰内罗素研究第一人。

    1921年7月11日,罗素结束访华返英,留下一本《中国问题》,作为访华的积淀性成果,且有一定影响。

2.3 中国公学参与社会主义新思潮的论战

自从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在我国萌芽。一些有识之士展开了论战。其中就有梁启超和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等人。

梁启超与陈独秀属于朋友关系,尤其与李大钊更为密切。1920年5月16日,已经属于正在建党的陈独秀身边人物的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否定批评。在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一号,即发表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指出:“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

1920年11月,陈望道发表《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江春(李达)发表《张东荪显原形》,邵力子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集中火力对张东荪进行了攻击。张东荪不过是前台人物,背后实际是梁启超。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一号发表李达4月8日即写好的、精心准备的长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终于直指向了梁启超。《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梁启超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实际上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二张、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已发起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基础。1919年9月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论,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打出了“改造社会”的旗帜。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共学社”在4月创立,比“新学会”基础要广泛,提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目标,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二张、蒋百里,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发起,出任董事会,评议会中有徐新六、舒新城等人,各界精英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包括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都在其中。除了办刊,共学社还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当然最大的成就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就出版了40多种,总计大约有一百多种,有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引入,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