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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中国公学(1)

原文发表在《淞中教育》2010年第5期。

 

 

胡 适 与 中 国 公 学(1)

 

马 德 清

 

吴淞中学的前身是建于1906年的中国公学的中学班。中国公学在我国教育史以至近代史有着深刻的影响,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财富,不乏众多历史名人。胡适,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06年暑期至1909年10月来到中国公学读书。1928年4月30日至1930年7月,胡适担任了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中国公学予胡适哪些滋养?胡适馈中国公学何种推动?现把多方收集的资料呈现于此,以飨读者。

1.胡适的生平

胡适原名胡适之,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1892年2月底,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1893年2月,随母去台湾从其父胡传任,先住台南,后迁台东。1895年2月,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3月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 1904年2月从三兄到上海,进梅溪学堂。1905年春,进澄衷学堂。1906年暑间,考取中国公学。1907年5月至7月,因脚病回绩溪疗养。1908年9月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09年10月,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1910年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7月,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8月16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9月,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2年9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1913年5月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1914年4月,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1915年9月,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1917年5月22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8月,任北京大学教授。1923年1月,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1924年仍在北大任教。1928年3月,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4月30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1930年上半年,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7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9月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11月28日,全家搬至北平。1931年1月,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1月至7月,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8月,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10月5日,赴华盛顿就任。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5年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1946年6月1日,由美国动身回国。1948年仍任北大校长。1949年4月6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1950年3月初,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5月14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1952年2月,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11月下旬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1954年2月,在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1957年9月26日,以中国(台湾)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讲演。11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4月,离美抵台北。1959年2月1日,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1962年2月24日上午,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6时半,在欢 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亡,享年72岁。

胡适一生荣膺三十六个博士头衔。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亚东书店版)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哲学博士帽。胡适的第二顶博士帽,是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1936年8月,哈佛大学授予胡适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三顶博士帽。同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四顶博士帽。其余的博士帽分别是: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1940年,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顶了,但胡适先生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8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至此,胡适已获得博士帽31顶,而最后的5顶是:美国柏克纳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3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1945年),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9年),美国克莱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5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授予的名誉人文学博士(1959年)。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早1918年1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模仿古人;八、不避俗话和俗字。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的主要著作书目:《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自传》、《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

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主导思想启蒙推动社会革新,立身学界树立现代学术新典范,一生矢志为现代文明中国的建立,竭精劳神,其言论行迹虽然不无争议,但爱国家为民族争荣光自甘奉献,世人大多认同。193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采访的斯诺曾经说过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给以高度的称赞。1956年2月,在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后的一次谈话会上,毛泽东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2.中国公学的学生

1904年,胡适跟随三哥到了上海求学,乡巴佬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大开了眼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胡适读的第一个学堂是他父亲的一位好友创办的梅溪学堂。在课堂的一次好表现,让胡适连跳四级,从最低的五班升到了二班。到了上海,也让胡适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思想。那个时候胡适读到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也看到了邹容写的《革命军》。
    在梅溪学堂呆了1年,于1905年胡适又进了另一个学堂——澄衷学堂。这个学堂比之前的那个更完备,不仅有国文、算学和英文,还要物理、化学、博物学等自然学科。那个时候严复译的《天演论》在中国风靡一时,胡适有位思想很新的杨先生干脆就把《天演论》作为学生的教材,这给胡适他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拥趸,其阐述的进化论,不仅解释了生物的进化,还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运用于社会的进化,揭示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其实也跟动物一样弱肉强食。这种启蒙思想对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犹如棒头一喝!

胡适于1906年进入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中国的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成立于1906年2月。胡适之所以报考中国公学,起因于他读到的一份遗书。

中国公学开办一个半月后,经费告罄,无法可想:而这之前仅仅开学不到十天,就发生了江苏学生50多人集体退学风潮。并在报纸上诋毁公学。中国公学的师生。不忍同室操戈,始终退让,以“无辩息谤”而不愿兴笔墨之讼,以免外人贻笑。然而此事不仅对中国公学师生刺激很大,尤其是对倡议并积极筹划自办中国公学的湖南留日学生姚宏业刺激更大。中国公学开办后。姚宏业担任总会计,每日都在为筹措经费绞尽脑汁。中国公学刚开张不到两个月,就面临着筹款无有着落,姚宏业越想越揪心,遂于3月13日投黄浦江自杀。他是想以自己的死来呼吁中国公学的团结,以免学校受到破坏。悲剧发生后,感动了不少人慷慨解囊相助。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在1907年夏由两江总督端方拨给上海市郊吴淞炮台公地100余亩土地为校址,大清银行助借10万两白银兴建校舍。

姚宏业蹈黄浦江以身殉校,留下遗书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愿此一点灵魂与中国公学共不朽!”几千字的遗书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胡适从报上读到这份遗书。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遂决定报考该校。后来胡适还在中国公学的《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篇《姚烈士传略》的长文,从第16期连载至26期。从《传》中看出少年胡适非常敬佩姚宏业。他在《传》中说:姚烈士“把这‘救国’二字看作他自己的责任,他又把‘中国公学’四个字看作可以救国的方法与手段”,表明他“极可爱极可敬极有血性极有责任心”。并盛赞陈天华“是一位极有热血的人”,把姚宏业与陈天华相提并论。

胡适的天份很高,入学考试的国文题目是“言志”。他是怎么做的,自己下来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可总教习马君武批阅到他的试卷,很惊喜,拿去给别的老师传阅。马君武与阅过胡适这份试卷的谭心林、彭施涤几位先生都得出同一个结论:“中国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他入学后,马君武把诸位先生的看法告诉了他。胡适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就这样,胡适进了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的民主制度熏陶了胡适。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就确定了一种民主制度。学校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千事,分任斋务、教务、事务,由他们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的行政机关。另外有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作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由三位干事负责执行,重大决策必须由评议会通过。干事有一定的任期,对评议会负责。评议会主要由班长和室长组成,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学校的一切大事皆由评议会集体讨论决定,包括聘请教师,干事负责执行。如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就是由校评议会决定辞退原有的不合格的英语教师后聘请来的。中国公学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治校”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举。遗憾的是这种学生治校仅实行了9个月,因为清政府的拨款而不得不实行校长制。胡适年龄小,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很受这种民主风气的影响,增长了不少关于民主的新知识。胡适成长为自由知识分子,固然主要是与他在美国所见所闻与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可中国公学的民主制度民主气氛民主意识对胡适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特别是对只有15岁的年龄段的少年来说,其影响往往是终生难以磨灭的。学校的民主管理制度,使得学校弥漫了民主和革命的气氛。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公学成为革命党人的藏身之所。同盟会在学校设立了秘密组织,由梁乔山、谭心林、马君武等人负责,利用学校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行革命活动。就在胡适入学的时候,秋瑾与中国公学教习陈伯平,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研究和制造炸弹,作为革命党人起义的准备。公学的学生杨卓林、廖德瑶等就是因为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清政府捕杀的。

那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竞业学会”,确立的纲领是:“一、本会由学界同志所组成。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相濯磨,故定名曰竞业学会。二、本会宗旨:专以养成高尚人格为目的,故于道德与法律均有一定之范围而不可逾越。”还办了一份杂志《竞业旬报》,第一任主编傅君剑告诉胡适,《竞业旬报》的宗旨是“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胡适说:“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还决议使用白话文,好使革命思想“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日后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的举办本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所以胡适说“中国公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

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胡适首次主编刊物。

在中国公学与胡适同住一个宿舍的是比他年长十多岁的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留着一小撮胡子。大家都叫他钟胡子。钟文恢是中国公学竞业学会的会长。他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向胡适约稿。让他为竞业学会的会刊《竞业旬报》写些白话文章。胡适于是就有了刊登在《竞业旬报》上的白话文章——《地理学》。这是胡适的第一篇白话文。胡适的白话文明白晓畅,很受欢迎。而《竟业旬报》的宗旨理念与胡适刚刚形成的民主意识榫卯相扣,从此以后,胡适就与《竞业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近乎每期都为之撰稿。到1908年7月,不到17岁的胡适便由投稿的作者变成了刊物的编者和记者。《竞业旬报》从第24期开始就由胡适主编,于是他的文章也就写得更多了。17岁的年龄,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烈,涉猎的书种类又多,所以文章写得也杂。胡适简直是什么文章都写: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词曲、社说、论说、丛谈、札记、译文……兼作记者,写时闻、时评。有时候一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从小说到丛谈,几乎全部由他一个人包了下来。少年胡适雄心勃勃,他要“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这是胡适第一次亲尝办刊的滋味,也成为他10年后倡导白话文的滥觞。

求学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民主科学思想的奠定了根基。

胡适在《竞业旬报》所作文字,分析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

宣传科学。随着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尤其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之后这一近代科学就渐被西方人认同了。可在闭塞的中国,一般人对地球的常识还是停留在天圆地方、还是观音菩萨牢牢地踩住了托住地球的硕大无比的鳄鱼才使得大地没有翻掉这样的非科学层面上。胡适就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地理学》中介绍说:“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那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他的桅杆顶,以后方能够看见他的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船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他的风帆,直到后来看不见他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他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他的头然后再看见他的脚么?”胡适还写《说雨》,介绍为什么会有雨,雨是怎么形成的。

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开通民智的无神论思想。胡适的无神论思想形成比较早。他十一二岁时,读了司马光的论地狱的文章,后来读《资治通鉴》,读到第136卷记载范缜反对佛教的故事与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胡适说:“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现在有了主编刊物的机会,胡适决心好好地宣传宣传无神论思想。他借小说《真如岛》和《无鬼丛话》等发挥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启迪民智,宣传无神论。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诚如斯言。胡适在《真如岛》的故事中说:“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结论是:“‘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变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看来胡适是依据司马光的叙述,按图索骥找来范缜的《神灭论》,将其读过。落花一段的生动譬喻,便是引的范缜的话,只不过译成了白话文。

宣传女子应当受教育,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他写《敬告中国的女子》,说:“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把那些女子当做男人的玩物一般,要他容貌标致,装饰奇异,就是好女子,全不晓得叫那些女子读些有用的书,求些有用的学问。那些女子既不读书,自然不懂什么道理,既没有学问,自然凡事都靠了男人,自己一点也不能自立。”在《论家庭教育》中,胡适说:“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只有16岁的胡适竟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在历史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女史学家班昭,斥责班昭所作的《女诫》是男尊女卑的教科书。在《曹大家女诫驳议》中,胡适说:“我们中国女界有一个大罪人那就是曹大家。这位曹大家姓班名昭,他做了一部《女诫》,说了许多卑鄙下流的话。列位晓得,他这部《女诫》虽然我们的姊姊妹妹们大半没有读过,然而几千年来那许多男子都用这《女诫》的说话来教育我们的姊姊妹妹。把来压制我们的姊姊妹妹。所以他那区区一部《女诫》,便把我们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去了。”胡适说,我要好好地作一番辩驳,“好教那些顽固的人,不致借这《女诫》来做护身符。”胡适解放妇女的思想促使他日后在北大与蔡元培共同冲破了不招女生的罗网,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彩一笔。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都积极提倡妇女解放,为妇女争平等、争人权、争自由,为不幸的女学生李超写传,直至考证《镜花缘》,都缘由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而所有的这些主张无一不是出源于他在中国公学时期的思考。

宣传爱国主义。胡适这边批《女诫》,那边讴歌杰出女性,歌颂爱国主义精神。他写了《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这虽然是一个古而老之的题材,可胡适完全赋予了它新的内涵。胡适把王昭君写成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促进民族和睦的巾帼英雄,给她戴上了“爱国女杰”的桂冠,把她比之为法国的圣女贞德。胡适是两千年来第一个对王昭君作出如此公正评价的学者。胡适的这一评价影响深远。董必武曾作《过昭君墓》七绝一首:“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70年后剧作家曹禺作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基本都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创作的。

他为读者介绍《爱国二童子传》,专门为之写了书评《爱国》。他说:“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作为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要爱国,就必须了解祖国的历史。”在胡适看来,学习历史是培养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与途径。少年胡适认为介绍爱国人士“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哩。”“爱国”已成为少年胡适政治文化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了。如何做到爱国?胡适说:爱国就是要为祖国增添名誉。四十多年后的1954年,吴国桢在美国发表文章指责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一个“警察国家”,引发他与胡适的“冲突”。其因就在于胡适早在少时就已形成的“爱国思想”——“家丑不可外扬”。

浙江女革命家秋瑾1907年秋牺牲,胡适自称“毅斋主人”,作《题秋女士瑾遗影》诗悼念。对人生观、价值观,少年胡适也是很有见地。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着它的意义。他深信传记文学可以帮助人格教育。他通过撰写的《中国第一代伟人杨斯盛传》阐发自己的认识。杨斯盛从小父母双亡,无力读书,穷得连饭也吃不上。后来做了一个泥瓦匠,勉强糊口度日。可他咬紧牙关,“睁开眼睛料事,立定脚跟吃苦,驼起肩头做工”。兢兢业业30年,终于成了一个大富翁。钱多了怎么花?胡适介绍说:杨斯盛成了富翁后,“遇了什么天灾人事,务必捐出巨款,赈济受害的人。遇到什么公益事业,务必出钱捐助。他生平捐钱造的马路也不知多少条,救活了的人也不知多少了。”而杨斯盛最值得社会景仰的是“破家兴学”。胡适说:“杨先生因为自己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很想造就一班少年人才出来。所以他便捐了十万金,开了一所广明小学,并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渐渐扩充,便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不料那学校开办不上二年,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杨斯盛先生竟而死了。可怜他死的时候,还说:‘那学校用的黑板要改良’,这句话没有说完便死了。”杨斯盛去世后,家产的三分之二捐给该校,其余捐赠给南市医院……几乎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一个人提倡什么、爱什么,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反映了他的人格操守。而一个社会提倡什么、爱什么,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变化趋势。反映的是要把社会导向何处。

1907年由杨斯盛创办的这所浦东中学(现为上海浦东新区完中)。首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该校创办后,由于杨斯盛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学校因而设施先进、师资优良而闻名遐迩。那时在国内就有“北南开、南浦东”之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教育家董纯才、文学家叶君健、马识途等均毕业于该校。上个世纪20年代,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该校。

少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还有一件不能不提的事,就是他对带有普遍意义的国民性思维定式的批判。胡适借批判因果关系指出,“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在《白话(三)苟且》一文中胡适针对国人思想懒惰、随便省事、不肯彻头彻尾思考问题的苟且作风与行为习惯痛下针砭,指出“苟且”二字是中国人的一场大瘟疫,把祖国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而要改变中国国民“不肯思想”,那只有老老实实按照宋朝大儒程颐说的“学原于思”去做。反对“苟且”,赞同“学原于思”是胡适十分看重的思想方法。十多年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胡适把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也认作是思想上“懒”的表现,他说“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也就不奇怪了。其实,中国国民“不肯思想”恰恰是长期以来的,×××统治与统治者的指鹿为马,尤其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文字狱使得中国一般人不再敢于开动脑筋而盲从,从而养成思想懒惰的坏习惯,罪在非民主的×××政权。

胡适说中国公学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留学美国最终促成了胡适民主思想的定型,而中国公学是胡适思想旅程中的第一站,更是重要的一站。它为胡适思想的成长与驰骋提供了丰厚的沃土。中国公学是胡适成就的第一块基石,既奠定了胡适民主思想的基础,也使胡适的白话文得到了坚实的锻炼。当年中国公学还开创了一项中国之先,那就是教师一律用“普通话”教学上课。正是在中国公学。胡适学会了“普通话”。胡适后来回顾说:“我初入学时,只会说上海话与徽州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普通话”大大助长了胡适在《竞业旬报》的白话文写作。

对中国公学给予他的锻炼,胡适是念念不忘。多少年后,胡适回忆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正是在中国公学的这两年中的一些思想,后来成为胡适民主自由政治思想的重要出发点。胡适说:“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可见中国公学在胡适成就过程中的地位了。

中国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不应被遗忘的。它是胡适思想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节链环。它于胡适,胡适于它皆有不容低估的意义,而没有胡适思想也就没有了胡适!

在中国公学上了两年学,大多学生因闹学潮退学,组建了一个新公学。新公学只有一年多,就解散了。从学校出来后,胡适在家庭困难和失学的双重打击下,感到了前途迷茫。自此之后,在亲友的帮助资助下,又重新发奋读书,准备报考“留美赔款官费”。胡适参加留美考试,第一场考试国文得了100分,英文得了60分。第二场考试考的是自然学科,平均分只考了50多分。但仍被选中,进了美国康乃尔大学。

3.中国公学的校长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

1909年10月,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做了《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的讲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               

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书;30年读11万页书。
  诸位,11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                
 

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些文章能够问世,表明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言论空间的;针对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召开会议,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胡适日记.5》,第489页)。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根据这些无理要求,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同上,第521页)。
      9月下旬,教育部根据上面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要求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老朋友、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同上,第538页)不过,另一位老朋友张元济却劝他应置之不答,以保我尊严。张还说,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闹成何等矣。毕竟民国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页)
      尽管张元济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国民党地方组织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对此,一些外国媒体道出其中奥妙。《新时代》指出:由于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团体,不容忍敌对党派”,再加上胡适的批评被认为是“公然侮辱本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孙中山已经被神化,因此他们要严惩胡适(同上,第544-545页)。《纽约时报》也指出,胡适是“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对以己故孙中山博士的名义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说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同上,第553页)

尽管《平论》未能问世,但是平社的活动一直在进行。1930年4月,胡适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们走那条路》撰写“缘起”时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引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胡适全集》第4卷,第455-470页)。
     鉴于当局的压力,特别是在立案问题上有意刁难,胡适终于辞去校长职务。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辞呈,学校董事会几经挽留,终于接受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继任。遗憾的是,胡适去职后,中国公学风潮又起,为此马先生也被迫离去。在此期间,学校总务长丁某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胡适还为丁辩诬,体现他“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