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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与中国公学

原文发表在《淞中教育》2011年第3期。

 

秋瑾与中国公学

 

马 德 清

 

今年,2011年,恰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抚今追昔,一些纪念活动在陆续进行。对辛亥革命浓彩重笔,不仅在于共国两党的摈弃前嫌,也不仅为了海峡两岸增进共识,更主要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中的里程碑位置。中国历史的封建社会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成立中华民国为止,长达两千余年。由封建帝制到民主立宪,要经历天翻地覆的激烈动荡,这就是辛亥革命。从1905年8月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到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由萌动到爆发。没有一所学校更紧密与辛亥革命相联,没有一位女士更凸现在辛亥革命的作用,那就是中国公学和秋瑾。

1. 日本罢学风潮中的秋瑾

中国公学成立的直接原因就是:8000余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耳濡目染到西方列强已占据我国通商口岸、日俄两国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满清政府却“宁赠友邦不予国奴”,激起中国留日学生聚集倾诉、演讲呐喊。此时,满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协商制定了《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一场中国留日学生罢学风潮爆发了。学生们决然回国,誓办中国的一流大学。在这场罢学风潮中,秋瑾做些什么?

1904年7月4日,秋瑾抵达日本东京,开始了留学生涯,她先在中国留学生会馆设立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一个月后进入东京实践女校师范科学习。学校课程有日语、教育学、心理学、理科(包括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等)、地理、历史、算术、图画、体操、唱歌、汉语等。秋瑾除完成繁重的功课外,还每天坚持做体操,练习骑射等。
  留学期间,秋瑾时刻不忘救国重任,她在赴日后不久曾写道: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己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抱着为救国而寻找“知音”的目的,秋瑾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时人回忆,她常身着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人相往还”,急切讨论救国大业;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爱国、革命团体。她先是加入留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以期掌握演说技巧这个宣传和发动革命的武器。据说,每次留学生集会,她都要登台演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魄,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秋瑾1904年,又加入了冯自由奉孙中山之命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三合会”,担任该会“白纸扇”(军师),在“推翻清朝,恢复中华”的宗旨下进行革命活动。同一时期,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白话》杂志,“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她以“鉴湖女侠”等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清朝官场丑恶,宣传男女平等,号召救国。她写道:“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它反对。”“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的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的事情,尽力去做,……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妇女解放的激情。
  1905年,秋瑾从与陶成章的结识交往中,获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光复会已在上海成立,遂于三四月间离日回国,前往探访。经陶成章和徐锡麟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并宣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从这时候起,秋瑾由一般的爱国、进步青年正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同年8月20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由国内重返日本不久的秋瑾,在同盟会成立后,即经宋教仁、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填表登记,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她是浙江籍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由于她斗争立场鲜明,工作态度积极,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员、浙江主盟人(分会长)。于是,秋瑾由一般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党人,成长为主持一省革命之责的革命党领导人,成为自觉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著名女革命家。
  同盟会成立3个月后,在日本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语“取缔”即约束、管制之意),对中国留学生实施种种无理限制。中国留学生立即掀起了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运动,秋瑾一如既往地全力投入。12月5日,数百名留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集会,她作为全体女留学生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女留学生的爱国之情,严斥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压制,力主全体留学生罢课抗议。集会后,留学生组织了敢死队,推举她担任指挥,率敢死队维持罢课秩序。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蹈海自杀,留学生们反响强烈。秋瑾在留学生集会上要求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行动,坚决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留学生就开始罢课了,时间不久全体中国学生统一罢课,这一来东京震动,但罢课之后怎么办,学生们中间产生了分歧。一派学生以宋教仁、秋瑾、姚宏业为代表。主张决不接受日本人的歧视,集体归国;另一派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极力阻止学生归国,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忍辱负重学习救国的知识,只凭一腔热血仓促回国于事无补,表面上争了气,实际上影响了救国大计。秋瑾大怒,说:“中国学生有志气,有国格,决不做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奴才!”胡汉民汪精卫却说:“大家到日本就是来求学的,不完成学业便赌气回国,激进而幼稚。况且同盟会刚成立不久,正要在学生中发展会员,大家都走了,同盟会怎样发展,国内形势险恶,学生入了会的回去被抓被捉怎么办?”秋瑾大怒下斥胡、汪二人为怕死鬼。
  秋瑾、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都入了同盟会,但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孙中山)却到南洋、安南一带去筹款了,黄兴则潜入国内去找牢中结识的朋友郭人漳策反。大家群龙无首,各持已见,乱哄哄地又吵又闹。这时一些日本报纸开始嘲笑中国学生,说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又说中国学生“放纵卑劣”,爱给墙上乱涂乱画,上课抢座位争先恐后,公共场合大喊乱叫,种种不堪,歧视限制他们大大的应该,说对放纵卑劣、不知自爱之人,必须由政府来限制监督他们,并断言说,中国人团结力甚弱,表面上激烈抗争,争来争去最后只会酿成窝里斗。
  这些文章一出,学生中的有识之士气愤之余,对学生分成两派,归留不决的局面深感忧虑,而以陈天华的忧虑最深。宋教仁急道:“陈兄,日人报章诬我为乌合之众,不能团结,陈兄该提笔作文,遍告同胞,以警醒众人的愚顽心态!”陈天华说:“没有用的,醒不来的,今天醒了明天就又忘了。甲午惨败,庚子奇辱,这些事才过去几年,大家还不该玩就玩,该乐就乐,要真正警醒昏睡之人,谈何容易!”春宋教仁怒道:“不容易的事便不做了?总得有先醒者唤起后醒者,总得有先行者踏雪探路,你这样消极,实在难以理解。”陈天华摇头苦笑,说:“你将来会理解的,我要以我的方式震动众人,警醒同胞,并为国人留一长久的纪念。”
  秋瑾宋教仁接着组织了几场千人以上的学生大集会,以统一学生思想,促成集体归国。秋瑾于集会上演说归国抗议日人,以存国格人格,情绪激昂,以致泣不成声,台下众学生受其感染,哭成一片。秋瑾哭罢,抹泪又再演讲,号召学生团结一心,为中国人的尊严名誉而一致行动。学生们群情激奋,起而呼应。但会散之后,学生们又因种种理由,不敢贸然归国,你看我,我等你,谁也不愿先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四处活动,苦口婆心劝告大家不要因一时冲动而荒废学业,众人犹犹豫豫,只好等待观望。秋瑾见众人的慷慨激昂一瞬间又化为乌有,大怒说到:“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而以留学生为甚,从此以后再不与留学生打交道了!”遂决定只约两三好友归国,断绝与留学生的往来。
  陈天华决心以死使留学生以至国人正视缺点,迅猛惊醒,便事前写好了“绝命书”及“致留日同学书”,远赴大森发了信,然后蹈海就死。第二天,日本大森警察局在海岸边发现了陈天华的遗体,忙发电至东京中国使馆。学生们集会,聆听“绝命书”:“……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中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作此四字的反面,坚韧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众同学已哭成了一片。群情汹汹,众人之意遂决,宋教仁于会后和中国使馆联系一同往大森收敛陈天华遗体,胡瑛则在东京频繁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归国。
  1905年12月15日,秋瑾登上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离开日本,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2. 中国公学建校初期的秋瑾

陈天华蹈海之事在留学生中间引起绝大的反响,陈天华的遗书被在各种集会上宣读,一时感动众人,归国之说遂占了上风,学生们纷纷打点行装,准备离日。此时上海的商会发来电报,愿资助留学生在上海重开学堂,以完成未竟的学业。而湖南长沙各界,得知游子蹈海而亡,纷纷痛哭下泪,长沙商会会长禹之谟便派人赴日,迎陈天华的灵柩回长沙安葬。
  中国留学生开始络绎上路了,由东京出发南下横滨,将乘轮船直发上海。秋瑾等在横滨已等了好几天了,却坚决不坐日本人的轮船。去上海还有德国的航班,但德船少,四天一趟,大家就商量分批先行,宁等德船,决不乘坐日轮。同时给东京的同学捎话,请其缓来横滨。
 集体归国的浪潮涌起,如火如荼,一批一批的留日学生离日回到了上海。这时忽在东京产生了一个以劝告留学生留日上课为宗旨的组织,叫“维持留学界同志会”,由江庸、汪精卫、许寿棠等人发起,被主张归国的学生称作复课派。归国派于是和复课派大起争论,口诛笔伐,互相拆台攻击。
两派都认为自己有理,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贴海报,搞演讲,各搞各的,若不幸遇到了一起,就发生口角争执,但归国派究竟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常常撕掉复课派的海报,使复课派的宣传难以顺利开展。
但国内却传来消息,说清廷已查明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因而准备在上海动手,大肆逮捕归国学生。归国派的人如宋教仁胡瑛等立时气势受挫,这时孙文忽从美国写了信来,担心学生中的党人回国惨遭毒手,因而反对归国。宋教仁胡瑛等无奈服从孙文的意见,不再坚持归国。复课派的汪精卫等于是占了上风,便频繁的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复课。
此刻已回到上海的两千多学生却穷愁冻饿于上海街头,欲哭无泪。商会早先答应出资另办学校,这时候扯皮推诿,资金难以落实,学校办不起来,清廷又视归国的学生为捣乱分子,不予理睬,连普通民众也将学生们看作危险人物,敬而远之。有些客店的老板竟因怕惹麻烦而拒绝学生住店。快要过阴历年了,学生们害怕遭家人斥骂,虽然忍冻受饿,可大家不敢回家。
正是隆冬时候,风寒雨冷,身困心疲,学生们凄苦万状,踯躅于上海滩上。曾极力鼓动学生归国的湖南人姚宏业等奔走各方,筹建新校,秋瑾、蔡元培等人也积极为学校筹措资金,最后终于在北四川路租房,于1906年3月4日,办起了一所“中国公学”,但此时有许多学生已重返日本了,公学只招收了三百余名学生入读,开学不到十天,却有五十多名学生退学,并登报对公学大加诋毁,接着公学经费告竭,姚宏业出外募捐,却处处碰壁,无人理睬,姚宏业失望之余,仰天大叫说:“我以死来感动国人吧,但愿我死之后,公学能摆脱困境,我生既于事无补,我死也就不足为惜!”于是大哭一场,1906年3月27日,投黄浦江而死。

3. 溯江护送陈天华和姚宏业的灵柩

1906年春天,秋瑾和易本义、禹之谟等一批留学生扶着陈天华的灵柩回国。陈天华的灵柩低达上海后,出于对天华之死的感伤和对时局的愤慨,同是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姚宏业在上海黄浦江投江自杀。两个都是湖南人,都是同样投水而死,这件事引起了当时上海社会的震惊和轰动。因为姚宏业是中国公学的创办人,又是中国公学的教员和干事,所以中国公学在4月29日举行一次公葬两位湖南人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姚宏业的遗书和陈天华的绝命辞。到会的1000多人很多都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大家都痛苦流涕!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决定,把陈、姚灵柩运回湖南。

从上海到湖南的水路,沿长江直上湖北,然后入洞庭湖,溯湘江运抵长沙,秋瑾、刘道一全程护送,一直随船到小西门码头。 5月23日,陈、姚的棺柩运回长沙,终使两位烈士的亡魂运归故里。

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宁调元领导学生,要求清政府同意公葬于岳麓山,遭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拒绝。禹之谟倡议,要在长沙岳麓山公葬烈士以祭亡灵,以醒世人。5月29日,禹之谟、宁调元领导广大学生不顾清廷禁令,为陈、姚举行公葬仪式,送葬队伍“皆着白色制服”,达万余人之多,“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长沙城各学堂的学生一万多人全部身穿白衣白裤,整队在码头接灵,工商各界及市民也手持白花,倾城而出,前来送葬。灵柩在小西门接受祭奠后,横渡湘江,往岳麓山安葬。送葬队伍乘坐的小船千余艘,也一齐渡江前往。送葬人群涌上岳麓山,白衣与白花汇成一片,远远看来,仿佛一片白雾。哀歌婉转,隔江传来,缓缓飘落长沙城中。

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4号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追述此事说,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帜和洁白的旗帜,映着火红的日光,哀歌高唱,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沿途军警呆立路边,不敢按上峰指示加以制止。这实际上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大示威。

秋瑾在上海全力赞助创办中国公学,并奔波于上海、绍兴之间,从事革命活动,怎么能仅为护送棺柩达两个月时间。秋瑾祖籍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她还与湖南有些渊源?其缘由是:留日学生中的反清救亡活动的骨干中,在同盟会的成员中,湖南籍的学生占较大的比例。与秋瑾同往的刘道一等人正策划在湖南发动一次(萍浏醴)起义。还有一段常不被提起的身世:秋瑾的公婆家在湖南双峰县荷叶乡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王廷钧为妻。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婚后第二年,秋瑾生了第一个孩子源德,因为是男孩,王家十分钟爱,专门请了一个保姆吴妈来照顾秋瑾母子。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的敬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女)。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翌年,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秋瑾又来到荷叶,向婆家索银办大通学堂。谭日峰所著《湘乡史地常识》记载了这一往事: “秋瑾这次从日本回国,向王黻臣家索取二千金,办大通学校。曾一度回神冲故里,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莫不骇怪,认为疯癫,而加以唾骂,实则女士服侍翁姑、对待丈夫、儿女,感情极好。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这样一位智仁兼备的女子,历史上能找出几个呢?”

4. 中国公学是秋瑾等同盟会员的活动据点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民宅中成立,绝大部分会员是留日学生。1905年12月罢学回国的学生中许多是中国同盟会成员,也是在国内最早的一批同盟会成员。1906年初中国公学成立时以至后来,一直是同盟会成员、革命党人的活动场所。民国初年,孙中山、宋教仁等政府要员关注或为学校董事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公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一所全国性的大学。胡适认为:“二十年来,上海成为各省学生求学之地,这风气不能不说是中国公学开出来的”。由于中国公学是由留日学生所办,革命的风气很浓。学校处在清政府的眼皮底下,很多革命党人不得不用假姓名。学校著名的革命党人有秋瑾、于右任、马君武、沈翔云、彭施涤、宋跃如、熊克武、蒋翊武、饶可权、任懋辛等。熊克武、饶可权、任懋辛都参加过黄花岗起义,饶可权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任懋辛曾和汪精卫、黄复生一起刺杀摄政王,马宗汉、陈伯平跟随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遇难,蒋翊武是武昌起义总指挥。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从中国公学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工业化学,目的就是要制造炸弹。学生们还创办了《竞业旬刊》,宣传革命思想。中国公学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人的旅馆,章太炎、陶成章、戴季陶、陈其美等人都经常住在这里。

秋瑾这时得朋友徐自华的帮助,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提出创办的宗旨,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此,她四处奔走募捐求援,筹集办报经费。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号终于在上海问世,秋瑾在“发刊词”中说明办《中国女报》是为了“中国前途”,“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3月,第二号也出版发行。秋瑾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勉女权》等文章、诗作。文章都用白话文,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各种纲常伦理、旧习恶俗对广大妇女的残酷压迫与束缚,愤怒驳斥了封建统治者鼓吹压迫妇女的种种谬论,热情洋溢地号召妇女们行动起来,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男女平权进行斗争。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说:“唉!二万万的男子,是人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立志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男女平等。据说,许多妇女看到这些文章后,感动得流出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
  秋瑾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她还把争取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紧地联结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她在《勉女权》歌中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
  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等。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
  由于经费无来源,《中国女报》仅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除了公开的思想宣传外,秋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秘密筹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上。她刚从日本回国,便参加了光复会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曾奔走各地,联络革命同志,千方百计筹款购买武器,也曾在上海租屋制造炸弹。1906年12月,湖南革命党人筹划萍浏醴起义,光复会也积极准备江、浙、皖地区起兵响应。决定由徐锡麟主持安徽的起义活动,而浙江的武装起义活动则由秋瑾担任指挥。秋瑾从上海动身回浙,在杭州白云庵,与正出发赴皖的徐锡麟会面商定,浙皖两地分头活动,同时举兵。这时,正逢她母亲病故,秋瑾强忍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起义筹备工作中。她在杭州的新军和弁目学堂、武备学堂中发展光复会组织,亲自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1907年1月,得知萍浏醴起义失败,浙江的起义活动被迫停止。悲愤之余,秋瑾、徐锡麟等决定江、浙、皖地区独立举行起义。
  1907年2月,秋瑾被公举为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称为“大通体育师范学堂”,是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所创办的、光复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学校。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承担起以大通学堂为中心,组织浙江革命力量准备起义的重任。她首先整肃学堂纪律,再扩大招收各地的会党骨干入学,接受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第一批招生80名,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光复会会员。她以学校上军训课的名义,经绍兴知府批准,从上海购得250支步枪、20万发子弹,并从革命党中选派了几十名教官。每天清晨,当号声响起,学员们奔向操场时,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跨马佩刀的秋瑾,早已英姿飒爽地等候在操场上了。她和学员们一起跑步,督促学员们一起训练。她把大通学堂办成了革命党的军事干部学校,和聚集革命力量的大本营。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会党,把会党力量纳入革命武装斗争的轨道,秋瑾于1907年3至4月两次前往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联络会党。几乎每天跋山涉水五六十里,10多天中马不停蹄地奔走联络几个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宣传、发动工作,秋瑾与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此外,秋瑾还多次赴杭州,在白云庵、西湖游船、客栈等处与驻杭新军及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倾向革命的官兵会面,动员并吸收他们加入革命党,发动他们参加起义。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秋瑾在会党、新军中吸收了600多人加入光复会,扩大了浙江的革命力量,为发动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
  1907年4月以后,秋瑾开始了起义军的编制组织工作。她先把从缙云到金华府各县,直到绍兴府嵊县等地的会党,统一编组为16级,以“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的七绝诗中,从“黄”字到“使”的16个字,代表16个等级,举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另为分统、参谋等等,各级人员还发给嵌入表示自己职衔的那个字的金戒指作为标记。
  接着,秋瑾定革命军名为“光复军”,亲自草撰《光复军军制稿》,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为代号,将会党力量、以及所有在浙江的光复会员,统一改编为8个军,每军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13个军职,并规定以白底黑色“汉”字为军旗,以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黄色小三角旗作为顺旗;还具体规定了军服、肩章等式样。
  秋瑾还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告,用于起义后张贴发布。文告中痛斥了清王朝的罪行,号召人民愤而响应起义。
  这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秋瑾亲往上海,会见她与徐锡麟之间的联络人陈伯平,通过陈伯平与徐锡麟约定:7月6日先由金华府起兵,处州府响应,以引出杭州的清军前往镇压;而绍兴方面则乘省城空虚之机,派起义军渡钱塘江袭击杭州城;在杭的革命党人则伺机从内部响应,里外配合,夺取省城;若此举未能奏效,则起义军即刻返回绍兴,经金华府、处州府而入江西、安徽,与安庆的徐锡麟会合。在浙江革命党人举起义旗的同时,徐锡麟也在安庆发动起义,两地互为呼应,先夺取两省要地,再联合直取南京。
  尽管起义计划颇为周密,但绍兴与安庆之间紧锣密鼓地筹措起义,引起了清政府方面的注意。同时,由于起义军内部违反纪律,以及叛徒的出卖,嵊县、武义、金华、兰溪、汤溪、浦江等地的起义组织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泄露。正当浙江起义活动危急之时,安庆的徐锡麟也被迫于7月6日仓促起事,虽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等惨遭杀害。绍兴方面,已侦悉起义计划的胡道南也向知府贵福告密。于是,大通学堂及秋瑾的身份和起义计划完全暴露。
  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到安庆起义失败和徐锡麟牺牲的消息,陷入巨大的悲痛,她“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亦不语”。她预料敌人会立即来搜捕,便迅速将光复会的秘密册籍、来往函电及枪械武器等全部转移或销毁。12日,杭州的革命党人送来密报:清政府已从省城派出300多人的军队,前来绍兴逮捕秋瑾等人。周围的革命同志和亲属一再劝她赶快撤离,但她毅然做好了慷慨赴难的准备,她在给徐小淑的绝命诗中写道: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抱定“牺牲尽我责任”的秋瑾,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脱身之策,临危不惧地采取保护革命力量的种种应变措施,继续沉稳疏散人员。
  7月13日下午4时左右,绍兴知府贵福带领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面对清朝统治者血腥的魔爪,秋瑾最后一次拒绝了逃离学堂的劝告,让学生和办事人从前、后门分别出逃,自己与教师程毅等数人坚守。当清军围攻之际,她勇敢地举枪抵抗。最后清军从前门攻入学堂,秋瑾等人被捕,她双手反缚,被清兵推拥着,押送到知府衙门。
  知府贵福当夜即提审秋瑾。
  贵福升堂就坐,厉声喝令秋瑾招供同党。秋瑾不予理睬。贵福指着摆在案桌上从大通学堂搜查来的枪支、文告等,问道:“这些是什么?”秋瑾理直气壮地回答:“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贵福不甘心地又问:“你在大通学堂同哪些人有往来?”秋瑾即反驳说:“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同在大通学堂里拍过照相!”狼狈不堪的贵福,只得宣布退堂。
  次日上午,改由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秋瑾,他在县衙的花厅设案讯问,企图让秋瑾说出革命党的秘密,但仍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只得令人取来纸笔,要秋瑾写笔供。秋瑾握笔蘸墨,沉思片刻,写下了“秋”字,又停笔凝思。李钟岳连连催促,秋瑾遂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便掷笔案上。这七个字,是她交给清政府的唯一的“笔供”,表达了她对起义未成功的惋惜,对祖国前途的愤忧。
  贵福对李钟岳不用刑讯极为不满,又派幕僚余某,再对秋瑾严刑逼供,在各种刑具残酷地逼供下,秋瑾忍受肉体剧痛,始终不吐露任何革命机密。
  连续三次审讯,或严刑逼供,或以利诱之,秋瑾始终坚贞不屈,不改其志。
  1907年7月15日凌晨,黑暗笼罩下的古城绍兴一片沉寂。突然,衙役们凶狠地叫开了山阴县牢大门,秋瑾望见牢门开启处灯火通明,一队清军荷枪实弹正在等候,她知道自己就要赴难了,就在白色汗衫外,套上黑色生纱绸衫裤,脚穿西式皮鞋,从容走出牢房。被反缚双手,戴着脚镣,昂首走向轩亭口……
  秋瑾被害后,浙江及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清政府的残暴。她的事迹传扬后,激起了人们的觉悟,尤其是妇女同胞,勇敢地加入了革命行列。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烈士。在秋瑾遇难的第二年,秋瑾的密友、同志们即遵照烈士生前遗愿,将烈士灵柩移葬至杭州西湖边的西泠桥畔,与她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岳飞、于谦、张煌言的庙祠、坟墓相邻。她的生前好友和同志数十人还成立了“秋社”,自1908年后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秋瑾遇难日)都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杭州视察时,亲莅致祭,并题赠“巾帼英雄”匾额。1939年,周恩来同志亲临绍兴时,也在题词中写道:“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如今,秋瑾的汉白玉全身塑像矗立在杭州的西泠桥畔的青山碧水间,受到人们的瞻仰和纪念。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的先辈们!